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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进:七七八八说版本

2020-05-07 05:11:48(已浏览249次)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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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七八八说版本
邹进
应了《全国新书目》刘冬燕之约,写一篇有关版本内容的短文。我对版本没有任何研究,只能借这个题目,说一点工作生活中的所做所为,所见所闻。很多年前,我在《中国》文学月刊工作的时候,冯夏熊跟我说,他有一部俄文第一版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。他说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。他的父亲是冯雪峰,湖畔派诗人,文艺理论家。在我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敬意,一是对这个版本的敬意,一是对这个家庭的敬意。

我所了解的版本,应该是一部书籍自身的差异,影响它的有版次,年代,版式,装帧,装订,纸张,字体诸多因素, 更包括内容的增删,修改,变化,甚至还会包括在流传过程中留存于书上的题跋,批校,藏章印记。这些特征就构成了一部书籍的不同版本。比如说,《四库全书》手抄了7部,那就是7个版本。因修成于不同时间,所以收书数量、内容或多或少有些差异。其次几千名抄手水平参差,工作态度各异,也造成许多错讹。但我们在馆配工作中很少用到版本知识。馆配还只停留在版别和版次这两个方面,尽管这两方面也很重要。

在我做馆配这22年中,有两个用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一个是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采访部主任陈远焕。他采选图书非常严格,尤其是对版别的选择,我记得他说,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书,他只查重,只要不重全部勾画,其他出版社就是大社他也要甄选。他这样采选,速度非常慢,订单也非常少,经费在他手里肯定是花不完的。我尽量跟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,心里也非常着急,毕竟我是想多卖书。他的这种精神,与其是对单位负责,不如说是对他自己负责。不入他眼的书,他是绝不让它流入图书馆的。

另一个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图书馆的馆长。1998年,刚转型做馆配,那时我们还有实体店,在西四中国地质博物馆内。那个老师采的书,几乎全是三联书店的,一次采两三万码洋,那时就是大客户了,但三联的折扣高,就算采了不少,留给我们的利润也不多。想让她采一些其他社的书,她都很勉强。但我还是为十五中的学生感到庆幸,有这么一个老师为他们选书。读什么书,成什么样的人。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,写这篇短文时,我问了好几个那时店里的员工,但时间实在是太久远了。十五中的学生应该记住她。

在图书馆评估之前,没有生均人均册数的要求,图书馆有一项重要工作是剔旧,每年或定期把没有价值的图书作报废处理,腾出库容给新进的图书。我就发现了,有很著名的图书馆剔下来的书,如果放在孔夫子网上去卖,要加好几倍的价钱。聪明人只要盯着这些馆什么时间剔旧,当废纸买回来,什么不用干也发财了。好书遇到不读书的人,那是书的悲剧。去年,陈源蒸老师托我办一件事。(陈源蒸,图书馆学家,图书馆自动化专家,在文献编目领域有大量专著,并且有丰富的专业藏书。)他年龄也大了,孩子也不在这方面发展,希望我帮他把这些书捐给图书馆。在整理这些藏书时,发现有许多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出版物,叫我这个非专业的人,也能看出那些宝贝。很多书籍肯定会有版本价值。但时代久远,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破,我真担心捐到图书馆,再被他们做了剔旧。

我有一个师兄叫刘福春,社科院文学所的资深研究员。他是中国新诗版本收藏家,也是著名的新诗版本学家,无人能出其右。他早年追随唐弢做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。唐弢就是著名的版本收藏家。他去世后,大部分藏书都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。家里留存的书,很多年后委托保利拍卖,光是产品手册就是厚厚的一本书。刘福春退休后,有几所大学聘请他,他先是答应了山东大学青岛分校,我帮他托运的资料,第一批就是60箱,这只是他藏书的极小的一部分。可是聘请他任职的手续,层层报批,一年多都没有搞下来,他也没耐心了,就去了四川大学。川大为他成立了新诗研究所,他为川大建立了博士点,招收博士研究生。我真是为山大可惜了。

现在图书馆的采选水平乏善可陈,影响它的因素有多个方面,一个是招投标的制度所导致的低价中标,肯定会伤害到藏书质量。如果将货就价的话,谁还愿意卖好书呢?这个跟版本没关系,不在这里说。另一个因素就是采选人员的专业水平了。采访人员应该知道每一个出版社的特点,它所专注的出版方向,中国一共不到600家出版社,搞清楚并不难。同一种书籍,哪个出版社最好,同一类的书籍,又是哪个出版社最好。一般来说,综合性的大社出版质量总体是有保证的,但也不排除一些专业性的小社,在它的出版方向上,比综合性大社更具权威性。比如文化发展出版社,由于改了个不伦不类的名字,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前身是印刷工业出版社,印刷包装类图书及相关大专院校专业教材,它才是最强的。我们在做核心书目模型时,把出版社的专业方向,作为最重要的好书因子,给予了最大的权重。

还有很多出版社,选题策划能力或是发行能力比较弱,它们就利用出版的双轨制,和民营出版公司合作出版图书,说白了就是卖书号。在一次会上,一位国企老总肯定地说,出版社没有卖书号,哎吆喂,他说的话他自己相信吗?卖就卖了嘛,不说卖就是了,毕竟这还算是出版事业的一个进步,改革开放都是从试点开始的。民间资本进入出版领域,催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但这也给采访工作带来很大困难,合作出版的图书掩盖了这些出版社的专业方向,出版社对合作出版的内容关心不多,主要是把握出版的纪律。出版业也有它的“荷兰病”,如果卖书号比卖书更省事,来钱更快,那还出书干嘛?久之,出版社选题能力更加羸弱,发行渠道更加狭窄。采访人员对这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,更需要严格地甄选。

出版业有一个词叫做租型,型是什么?型就是版。“版”是简牍时代以木制作的书籍的一种形制,印刷术发明后,用以印刷书籍的木版也称版。而书称“本”,合在一起就叫版本。铅字印刷的时代,给铅版浇注纸型以备重印,有了纸型就不需要保留沉重的铅版了,铅字也可以回炉了。纸型在教材上用的比较多,教材重印的比例大。但我们发现,一般图书的印刷文件也是可以重复利用的。出版社不太注意它们过往的图书,特别是学术图书,半衰期是很长的,出版社可能早就没有库存了。如果出版社不再重印,我们可以用租型的方式,从出版社那里拿过来重新出版,这既节省了出版资源,也使得这些精神财产继续造福社会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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